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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
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
穿越时空的永恒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从江西于都河畔出发，开启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征程。在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中，红军将士血洒征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皑皑雪山、穿过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从东南到西北，一路艰辛，一路前行，最终走向胜利。 红色记忆，今天依然鲜活 80年时光飞逝，长征精神穿越时空，依然闪亮。 这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中央红军长征历时1年，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纵横15个省份，进行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近百条江河，越过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从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长征总行程达6.5万多里。 这是一曲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的壮歌。长征途中，一次次激战写下了军事史的名篇，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红二方面军在西南进行的主要战役战斗，如巧渡鸭池河、乌蒙山回旋战、六甲阻击战等；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战役等，都发生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大西南地区。这些战役战斗，展示了红军创造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 这条“地球的红飘带”，飘扬在中国大地上。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走进一处处历史遗迹，查阅一份份档案，审视一张张老照片，仿佛看到80多年前，那支英勇队伍一张张年轻的面庞。他们一路征战，走过风霜雨雪，跨越天堑激流，与“武装到牙齿”、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周旋战斗，一次次挑战人类生存极限，一次次命悬一线，最终会聚成一股铁流，用双脚丈量了上万公里的土地，用双手创建了美丽的新中国。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事件，是一场怀抱坚定信念、传播革命理想的远征。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持有不同立场、所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一批学者，共同评选出1000年来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重要事件，长征被选为其中之一。 穿越历史的烽烟，红色记忆并未褪色，长征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坚定信念，铸就长征传奇 重走长征路，行之愈远，涉之愈险，记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撑红军走完长征？山一程水一程，访旧居，看展馆，问老人，我们得出结论——这是信念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红军将士们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确立救国救民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理想，他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胜利有坚定的信念，信念的力量让这些平凡人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成为沉沉黑夜中最为光明的时代雕像。 为什么在飞夺泸定桥时，红军战士草鞋裹脚，米粒果腹，边战斗边行军，一昼夜却能奔袭240里？为什么上有飞机轰炸，后有敌人围追堵截，缺吃少穿的红军能成为拖不垮打不散的钢铁洪流？为什么身染伤病、一步一喘的红军战士，能把鸟兽绝迹的大雪山甩在身后？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心中有了理想的高峰，每个脚印都成了希望的路标。 阅读红军将士的回忆录会发现，长征是一次起初并不知道目的地的出发。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一次次声东击西，一次次迂回穿插，队伍向何处去？很多人并不清楚。即便如此，将士们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中央的信念，没有动摇过革命的理想。他们始终坚信，只要跟党走，就会夺取胜利。 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信念的力量始终激励着人们继续前行。 江西瑞金，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在叶坪乡黄沙村华屋小组的后山，有17棵松树枝叶繁茂，每棵松树下，都有一个小小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烈士的英名。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红军烈士村。当年，这个仅有43户人家的村组家家有人参加红军，参军前，17位青壮年每人栽下一棵松树。后来，他们全部壮烈牺牲，村里人称它们为“信念树”。 83岁的村民华从祁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叔叔都是烈士。“他们参军前种下松树，对家人说，如果活着回来，会来看看这些树，万一牺牲了，这些树就像他们还在一样。可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信念树”见证了革命的胜利，见证了小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村中劳动力缺乏，村民文化水平低，直到2012年4月，119户华屋人中还有56户贫困户。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在好政策的支持下，老区人民奔向新生活。如今的华屋山清水秀，农户住上了小楼，发展乡村旅游和大棚种植。华从祁笑着说：“土坯房改造，政府给每家提供5万元贴息贷款，还给我们争取了低价建筑材料。2014年，我家在新楼房里过了春节。从以前的土坯房搬进楼房，这样的好日子以前做梦都梦不到。” 百折不挠，凝聚万众力量 长征途中，红军将士曾付出巨大牺牲。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中最悲壮的一仗。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亲历长征的萧锋将军在《长征日记》里写道，在湘江战役中，他所在的红三团担任阻击敌军的任务，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浴血激战。“战斗结束后，清点人数时才发现，全团将士损失近一半，很多党员英勇牺牲。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不少同志都痛哭流涕……我也蒙着头哭到半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百折不挠，是长征精神的特质。昔日红军走过的地方，干部群众克服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人才匮乏等各种困难，改变着家乡落后的面貌。 福建长汀，“断臂铁人”兰林金远近闻名。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全县146.2万亩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常年“山光、水浊、田瘦、人穷”。兰林金承包了三洲镇戴坊村红旗山2270亩山地，从2010年起，不管风吹日晒，始终忙碌在造林一线。他付出数倍于常人的努力，种下1000多亩油茶、150亩栀子树以及400多亩毛竹、苦竹等，让一座荒山变绿。他的网名是“梦也绿满山”，为了这个绿色梦想，他一直在努力。 四川巴中，多山的地理特征、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当地群众发展的拦路虎。巴中有31.83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数量居四川第四位，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巴中是红军故乡，我们是红军传人。”巴中市委书记冯键说，“先烈遗志一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一直是我们奋进的法宝”。面对革命老区、秦巴山区、贫困地区“三区叠加”的市情，“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成为巴中人新的时代印记。 在湖北红安，在贵州毕节，在甘肃通渭……一场场脱贫攻坚战已经打响，当地干部群众加快培育主导产业，提速经济社会发展，正行进在新长征路上。 生死相依，永远心系人民 了解了红军将领的身份，很多人也许会大吃一惊。据不完全统计，红军中高级干部中，至少有50人分别到过苏联、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留学，朱德、贺龙、刘伯承、叶剑英等在旧军队或在国民党内做过高官。如果只是为了自己，他们完全可以拥有富足而体面的生活。 然而，他们作出了不同常人的选择。他们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扛在肩上，始终把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作为责任。 95岁高龄的老红军康文华1935年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平汉战役等。他15岁参军，一辈子没离开过部队，在战斗中受伤，听力很差。他告诉记者：“红军对老百姓好，不欺负老百姓，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外宿营，临走时要把院子打扫干净，损坏东西要赔偿。”经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对部队记忆最深刻的是铁一般的纪律。他每天要看《新闻联播》，身在陕北农村，依然心系国家大事。 军民同心，才有一场场被人们铭记的胜利。新的历史时期，党员干部依然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心系人民，帮助群众排忧解难谋发展。 革命圣地延安，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当地选派干部到农村挂职，担任“第一书记”，明确了“手绘一张图、村情一口清、制定一规划、形成一报告、包扶一户低收入户”的“五个一”工作要求。“第一书记”成了农民朋友的贴心人。 宝塔区冯庄乡康坪村首创“问题墙”，多方收集村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写在村委会大院的展板上，每个问题都注有明确的责任人和整改落实时限要求。“问题墙”旁设置的“回音壁”，写明整改落实情况，并对未落实的整改项目写出情况说明。“问题墙”变成村务工作的“明白墙”，干部工作的“军令状”。2015年，冯庄乡收集的乡级查摆问题26个，整改23个，群众满意率达96%。目前，宝塔区推行的党建“问题墙”制度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并在延安市各级基层党组织中进行全面推广，干部作风在为民办事服务和解决热难点问题中持续转变。 触摸红军将士走过的土地，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九死一生”，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浴血奋战”，才会明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深刻内涵。 行走在高山大川之间，昔日的硝烟早已散尽，长征精神却历久而弥新。发生在80多年前的长征，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是我们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红军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长征，永远在路上。今天，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上，一个古老的国家又踏上了壮丽征程！
大别山精神的深刻内涵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肯定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孕育了彪炳史册的大别山精神。党领导大别山军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决定了大别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铸就了大别山精神的丰富内涵。 追求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中国革命必然成功信念的执着追求。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就开始在大别山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湖北黄冈成立了中共陈策楼小组，为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小组，此后大别山区党组织不断发展，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成为我党重要的建党基地。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守信念的高贵品质，“一根筋，不二心”，初心不改，不屈不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大别山，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转移后，留在根据地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确立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方针，重建红二十五军，创建红二十八军，进行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在敌人重兵“围剿”，根据地人力、物力枯竭的情况下，省委奉命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向其他地方转移。留在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敌人“围剿”“清剿”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先后经历4次主力部队转出，每一次主力离开后仍然有武装力量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他们靠着对理想的执着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愈挫愈勇，一次次从磨难中奋起，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从1921年至1949年，大别山区为革命牺牲近百万人，仅在册革命烈士就有130351人，可谓“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革命的播火者董必武在其90岁生日的诗作《九十初度》中写道：“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是大别山人坚定理想信念、不屈不挠斗争的最好注解。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的奉献精神 大别山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对党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在革命斗争中始终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勇挑重担，牺牲小我，无私奉献。 1935年7月，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鄂豫陕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策应中央红军。在出征动员大会上，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对战士们讲：“这次的行动，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率领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长征。其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入冬后，中央红军物资补给面临极大困难，毛泽东向徐海东借2500元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红军，并命令部队节衣缩食，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说：“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 1947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破解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这场关乎解放战争全局的战略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始终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舍的首要标准。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时讲，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多重担，最重的担子是挑挺进大别山这副担子。 大别山军民以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始终把全局的利益放在首位，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深刻诠释了胸怀全局、勇于担当的大别山精神。 依靠人民、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 大别山区党和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肯定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孕育了彪炳史册的大别山精神。党领导大别山军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决定了大别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铸就了大别山精神的丰富内涵。 追求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中国革命必然成功信念的执着追求。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就开始在大别山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湖北黄冈成立了中共陈策楼小组，为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小组，此后大别山区党组织不断发展，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成为我党重要的建党基地。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守信念的高贵品质，“一根筋，不二心”，初心不改，不屈不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大别山，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转移后，留在根据地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确立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方针，重建红二十五军，创建红二十八军，进行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在敌人重兵“围剿”，根据地人力、物力枯竭的情况下，省委奉命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向其他地方转移。留在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敌人“围剿”“清剿”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先后经历4次主力部队转出，每一次主力离开后仍然有武装力量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他们靠着对理想的执着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愈挫愈勇，一次次从磨难中奋起，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从1921年至1949年，大别山区为革命牺牲近百万人，仅在册革命烈士就有130351人，可谓“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革命的播火者董必武在其90岁生日的诗作《九十初度》中写道：“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是大别山人坚定理想信念、不屈不挠斗争的最好注解。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的奉献精神 大别山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对党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在革命斗争中始终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勇挑重担，牺牲小我，无私奉献。 1935年7月，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鄂豫陕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策应中央红军。在出征动员大会上，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对战士们讲：“这次的行动，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率领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长征。其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入冬后，中央红军物资补给面临极大困难，毛泽东向徐海东借2500元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红军，并命令部队节衣缩食，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说：“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 1947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破解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这场关乎解放战争全局的战略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始终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舍的首要标准。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时讲，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多重担，最重的担子是挑挺进大别山这副担子。 大别山军民以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始终把全局的利益放在首位，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深刻诠释了胸怀全局、勇于担当的大别山精神。 依靠人民、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 大别山区党和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与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军民关系，筑起了打不破、摧不垮的铜墙铁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在发动武装起义和创建根据地之初，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在根据地逐渐形成了省、特区（道）、县、区、乡、村六级苏维埃政权，大别山广大穷苦人民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制定了土地分配政策，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分得了土地。苏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各项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老百姓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教育上得到解放。党一心为民，成为人民的主心骨；人民一心向党，成为党的铁靠山。群众纷纷参军参战，为革命凝聚了巨大力量。“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黄安战役中，数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送饭队、洗衣队，不分昼夜地支援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便衣队扎根于群众之中，打击恶霸土匪、救济贫苦百姓，被群众称为“流动的苏维埃”。在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的恶劣斗争环境下，群众依然想方设法掩护和支援便衣队。白天外出劳动时，老百姓自己饿着肚子，把饭藏在田边，让便衣队来取。他们把鞋脱下留给便衣队，自己光着脚回家。正是群众的无私支援，红二十八军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徐向前在回忆大别山革命斗争时说：“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有了群众的支持，红军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大别山党和军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凝聚起人民战争的磅礴伟力，这是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关键所在。 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大别山党和军民面对艰难曲折的斗争形势，始终能够保持自立自强、求实创新的宝贵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大别山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黄麻起义后，由于国民党军疯狂反扑，起义部队决定转战木兰山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后开辟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长江北岸率先竖起了武装割据的旗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实践。 在游击战当中，徐向前等人总结出了“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等游击战术7条原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异曲同工。红四方面军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为训词，在军事上进行了大量创新，比如围点打援，“反四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在大别山实行土地改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以及保护工商业等政策的建议。毛泽东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大别山经验”为党中央制定新解放区的土改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别山党和军民从当地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探索新的规律和方法，坚持长期斗争，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展现了大别山区军民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和革命智慧，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最坚实保证。 命运，与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军民关系，筑起了打不破、摧不垮的铜墙铁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在发动武装起义和创建根据地之初，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在根据地逐渐形成了省、特区（道）、县、区、乡、村六级苏维埃政权，大别山广大穷苦人民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制定了土地分配政策
列宁：共产主义事业应是平凡生动的
列宁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19年，当年轻的苏维埃与国内外反革命武装作生死搏斗、后方全力支援前线的时候，莫斯科—喀山线铁路工人第一次开展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深为工人阶级迸发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精神而感动，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并写作《伟大的创举》来阐释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列宁强调：“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平凡却生动的群众 列宁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既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又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他们平凡却生动，他们是决定社会变革的唯一力量。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出现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当时国内外阶级敌人为了扼杀苏维埃政权，互相勾结，挑起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白匪叛乱；打着革命旗号的机会主义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趁机叛乱。关键时刻，苏联工人阶级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叛乱，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用英勇果敢的革命精神，自觉组织起来，实行不要任何报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列宁领导的卫国战争，维护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满腔热情、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英勇奋斗的首创精神，深刻地指出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巨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列宁认为，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和疲乏，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从事不领任何报酬的额外工作，并且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诠释了后方工人极伟大的英雄主义，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彰显了人民群众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建设主体的平凡而生动。 你看，“发起这种劳动的，并不是条件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还有并无专业的工人，也就是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列宁写道：“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 共产主义建设经验来自平凡却生动的生活并受其检验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它的出现、成功和推广说明了“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验证了无产阶级胜利的基础，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 列宁强调，这种“稀罕”的开端发生在“只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的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后者是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这一“非常重要的开端”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所以，为了完全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对于“公社”一词定义的讨论也充分说明了共产主义建设经验来自平凡却生动的生活且受其检验。曾经，“公社”这个词用得太随便了，凡是共产党员创立的或在共产党员参加下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自命为“公社”，因此，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禁止动辄使用“公社”字样，“首先你要证明自己能为社会、为全体劳动群众无偿地劳动，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模范地进行工作，然后你才有权取得‘公社’这个光荣称号”。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这方面是个十分宝贵的例子。莫斯科—喀山线铁路工人们是先在实际上证明了自己确实能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实践证明，唯有展开“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样类似活动的组织，才有资格称之为“公社”。 共产主义事业最终是要解放平凡却生动的群众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劳动使人从自然神秘力量中解放出来，因此，人的解放意指人与自然的博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在阐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多次强调，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重要任务。 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劳动，因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是朝向自由王国的开端。由此，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在变革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纪律，促使平凡却生动的群众最终得到解放。 马克思曾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社会形式，其中，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认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人也解放了自身。列宁在阐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特别强调了“自愿自觉”一词，表示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说明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最终要实现人的自身解放。 正是这种由“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标志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工作，彻底巩固了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尊敬和爱戴，才会使农民相信共产主义正确，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实的拥护者。 重温和学习列宁《伟大的创举》，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当准确把握列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思想真谛，认识到共产主义事业的有血有肉有灵魂，有平凡日子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动实践和辩证发展，最终到达“自由王国”的彼岸，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新中国初期党如何领导军民反细菌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及沿海部分地区秘密实施了细菌战，给中朝人民造成严重危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最终粉碎了细菌战，在我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科学应对疫情的发生与进展 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战士在美军飞机过后的驻地金谷里雪地上发现有大量可疑昆虫聚集。此后，又有志愿军部队发现类似情形，可疑昆虫均携带病菌病毒。从2月29日开始，美军飞机频繁在中国东北和山东地区空投大量细菌弹，造成上述地区不同程度地流行传染性疾病。 朝鲜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指示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并派专家到前线指导防疫工作。2月19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拟定了战区防疫动员、朝中外长发表声明、请苏联帮助等应对细菌战措施。由此，在党中央领导下，揭露、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和反细菌战工作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发出反细菌战宣传工作指示，中央军委发出防疫工作指示，制定反细菌战防疫计划大纲，拟分两阶段实施反细菌战：即准备和预防阶段；如果细菌战事态严重，则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阶段。 1952年2月29日，美军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反细菌战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阶段。3月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东北及沿海地区反细菌战措施。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布《反细菌战指示》，指出反细菌战是“全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规定朝鲜为疫区，中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各类区域反细菌战的主要任务不同，但都围绕着防疫进行，强调预防与治疗相结合，医学防疫与对敌斗争相结合。 推动战区与国内反细菌战同步进行 建立防疫组织机构，加强对反细菌战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志愿军和国内相继成立了防疫组织，部署和指导反细菌战防疫工作。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成立，统一组织领导志愿军防疫工作。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反细菌战的全面工作。至3月底，除西南地区外，各大行政区和沿海各省市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国内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和2万余名防疫人员；在沈阳等地设立细菌研究中心；东北国境线上、海港、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66个，山海关设立防疫总指挥部。 建立健全制度，保证反细菌战工作有序实施。一是疫情报告制度。规定各单位每日报告新疫情，收集美军投撒毒虫的基本信息，毒虫送检化验，及时通报新发现的病毒。二是疫情常规处理制度。疫区人员定期消毒、化验、注射疫苗。由关内进入东北和朝鲜的人员强制注射疫苗，由东北进入关内和由朝鲜进入东北的人员中有疫状时要隔离治疗。三是交通管制制度。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设立防疫检验站；非十分必要的物资暂停运输，必须运入朝鲜的物资妥为包装；车辆经过疫情严重的地点时禁止停车和装卸。 制定科学防疫措施，保障军民生命安全。在朝鲜前线，部队实行防疫分区负责制，设立“紧急防菌警号”，建立专门的传染病治疗机构，普遍注射疫苗。加强部队卫生建设，修建洗澡堂、灭虱室、隔离室，制定反细菌战个人、团体、伙房“卫生守约”，训练防疫人员。协助朝鲜居民共同开展防疫，帮助他们清洁卫生，为防疫重点地区居民注射鼠疫疫苗。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防疫专家和防疫人员，提供了足够的传染病疫苗和消毒粉剂。 国内动员与争取国际援助相结合 一是运用新闻舆论工具，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2月22日、24日，朝鲜外相朴宪永和中国外长周恩来分别发表声明，历数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诸多事实，谴责这种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号召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与之斗争到底。为了揭露和控诉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国内新闻媒体密切配合。新华社和广播电台采编新闻，人民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揭露细菌战的真实动机。 二是组织调查细菌战事实，公布美军俘虏供词。为了彻底揭穿美军发动细菌战的谎言，中国单独组织或接受国际调查团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中国各界代表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各国专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从1952年3月开始，陆续在朝鲜和中国调查。调查团通过勘查现场、问询人证、探查物证、分析案例，均认为美国对细菌战应该负完全责任。1952年5月6日以来，新华社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人员供词，把细菌战从策划、准备、实施到检验效果的细节公之于众。调查结论和美军供词，使得美国政府陷入更加孤立的状态。 三是动员民众声讨细菌战，支持志愿军抗美援朝。为了团结和教育各阶层民众，粉碎美军细菌战，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起来，严正抗议美帝国主义的可耻罪行。许多抗战时期日寇细菌工厂附近的居民，以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寇用细菌残害中国同胞的罪行，声讨美帝国主义走日寇的老路，用细菌病毒杀害中朝人民的罪行，要求严惩细菌战犯。 反细菌战防疫与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 反细菌战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一经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具有长效机制的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对于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而且对于促进新中国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把群众性防疫运动彻底发动起来，中央提出：“不仅取得反细菌战的胜利，而且要取得卫生建设上的胜利”。各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清洁卫生运动，清除垃圾、污水，消灭蚊、蝇、虱、蚤，把防疫扑灭毒虫细菌做到了家喻户晓，“把垃圾当美国鬼子消灭干净”。由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和饮食行业卫生都有了显著改进，解决了许多城市多年未解决的环境卫生问题，农村里的景象也是焕然一新，旧社会所造成的迷信思想和肮脏习惯，已逐渐被“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新风气所代替。
邓小平的破局智慧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成长的烦恼，甚至会遇到较大的困难、挑战或考验。应对变局、突破困局、化解危局，需要破局智慧。邓小平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政治经验，具有高超的破局智慧，值得后人学习。 住决定性环节 面对变动不居的形势、深刻复杂的局面，最迫切的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切不可四处出击，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遗留难题堆积成山，同时“两个凡是”的出现又表明历史的惯性十分强大，摆脱起来很有难度，一时中国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如何尽快摆脱这种局面？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必须从思想层面解决问题，思想不解放，什么事都不敢想更不敢干。因而，他坚持实事求是，紧盯住“两个凡是”不放，从1977年4月给中央写信到1978年5月给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同志明确说“两个凡是”不对；从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7月份找中央党校负责人、中宣部负责人谈话；再到9月去东北考察一路走、一路讲，“四处点火”，鼓励各地干部解放思想，要以发展生产力为重。正是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动下、支持下、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顶住压力真正开展了起来，进而形成解放思想的时代大潮，结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和转移工作重心的累累硕果，一举摆脱困局。抓关键、抓重点，是邓小平破局智慧的鲜明特点。比如他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抓住了事物发展的关键所在，非常符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定位。 走一走，看一看 坐在房子里面壁，不会得出破局的办法。走到屋外，走进民间，实地考察，问计于民，有助于得出解决难题的思路，有时还能出现豁然开朗的效果。邓小平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在邓小平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概念后，对于中国能否如期实现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到200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在国内还是有些看法的。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2月，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进行调研。在了解这几个地方实际发展情况后，他的心里有了底。3月2日，邓小平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很大。正是这次浙沪之行验证了小康目标的可行性。当时，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发展也遇到了困难，有的人写材料把经济特区与旧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一时特区发展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在此关头，邓小平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对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考察。在考察中，他透过各地热火朝天干事业的场景、震撼人心的口号，看到了发展的大势、看清了主流，欣然为珠海、深圳题了词。2月24日，邓小平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了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从此，对外开放事业成功破局，迈开大步，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为之一新，也极大带动了内地的发展。 用事实说话 事实最有说服力。有时工作遇到困难，推动不下去，就要用事实来推着人们向前走。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时候改革决策遭遇执行难的问题，也多次遭遇新生事物出现了怎么办的难题。邓小平的办法是“允许看”，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教育人。由各地农民自发包产到户引发的农村大变革就曾遇到问题。有的省份、有的地区，对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观望态度甚至出现抵触心理。怎么办？中央并没有强推，一方面开会研讨，一方面采取了用事实教育干部群众的做法。邓小平1992年初发表重要谈话时就说过，经济特区问题，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还谈道“允许看，但要坚决的试”。“允许看”的方法论就是让事实说话，让实际来改变人、教育人。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其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比如个体经济的兴起、市场行为的规模出现等。有的地方对此拿捏不准，政策实施左右为难，可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采取“允许看”、让事实说话的方法，推动了改革开放前行。 做好自己的事 有时变局的出现、困局的形成，并非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是和我们有联系的个体出了问题。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是世界大格局中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会受到国际大变局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仅使社会主义发展遭遇重大曲折，还让中国前行经受巨大外部压力。加上国内改革也有10多年，累积的问题、新生的矛盾，层累叠加，中国确实在方向感上存在较大难题。东欧局势刚出现动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就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抓住解决国际国内互动性问题的要害。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我们从容应对了国际变局、化解了国内忧虑，维护了国家利益，也发展了双边多边关系。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大局叠加互动的新时代，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统筹兼顾 困局或危局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在困局中实现突围，在危局中发现机遇，有时需要瞻前顾后、更需要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邓小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常常带有统筹兼顾的强烈意识。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两个大局”再到处理美苏关系等等，都是如此。在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统筹兼顾提出思路。针对社会治安形势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他还谈道，“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了，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邓小平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设想，着力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虑并有节奏推进和苏联关系“正常化”问题期间，非常注意同美国的沟通，关注关照美国的关切。此事自始至终邓小平都亲自参与、亲自决策。正因处理好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把握好了彼此关切，才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